一战后列强的瓜分中国: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

战历风云 日期:2019-12-16 141 浏览

甲午战争与一战的关联性很大

中国面对西方时,是农业文明面对工业文明、商业文明。中西之间的贸易不均衡曾导致一系列的冲突,这个冲突是中国对于西方的商业和工业的一种抗拒。但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,中国在这方面有一个大迈进。1842年的《南京条约》开放五口,1860年的《北京条约》几乎把中国全部开放,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起步。

经过30年的发展,到1890年代初期,中国确实恢复了它的力量。并且在30年的发展中,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架构,经济依然增长,这是重要的。因此当时的中国人有非常强的自信,比今天讲的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毫不逊色,但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也越来越明显。

中国从1860年开始学习西方,从技术层面、工业化层面模仿西方,短短7年时间内就可以消化德国最好的技术,生产最先进的战舰。后发的优势是整个体制都投入,这是1870年代。但是增长到1890年代,中国把之前几十个殖民地都丢掉了。从1871年的琉球、1884年的越南,中间加上缅甸和其它地方,30年的时间里这些都丢掉了,直到最后一个殖民地——朝鲜,中国不接受再丢了,于是甲午战争就爆发了。

甲午战争爆发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直接关系,但是(结果)关联性非常大。因为甲午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和日本谈判达成《马关条约》,里面规定朝鲜独立、赔款、割地和全面开放中国的资本投资,这四条中最重要的是第三个问题,即割地。当时《马关条约》在签字的时候是割让辽东半岛、台湾、澎湖列岛,这些都已经签完了。

我们现在已经知道,李鸿章去日本之前,在北京除和朝廷交涉之外,也在和各国公使交涉,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《马关条约》签字的那一天,李鸿章到船上马上有一声冷笑。日本人说这老头肯定有阴谋诡计,结果第二天三国干涉还辽。俄国、德国、法国三个国家干涉还辽,而且毫不客气地告诉日本必须吐出来。日本说为什么吐出来?三国说没有理由,就是必须吐出来。这样日本在三个国家的压力下,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,中国多出3000万两赔款,叫赎辽费。

一战后列强的瓜分中国: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

确实这几个国家和日本之间没什么理由,但是这几个国家和中国之间有默契、有妥协。在这个事情后的一年多,即1897年11月,德国利用山东曹州教案,两个传教士被杀,德国出兵占领了胶州湾。此后中德通过谈判,达成妥协,租借胶州99年;紧接着俄国租借旅顺、大连湾99年;法国通过谈判租借广州湾、湛江港99年。这时候我们才突然发现,三国之所以干涉还辽就是因为他们要租借。

“列强瓜分中国”实为外国资本东移

我们过去的叙事很悲情,民族主义叙事就叫“列强瓜分中国”。其实19世纪中期之后,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产能饱和、产能过剩,于是就往亚太地区转移。1860年之后,整个西方资本都是往这个方向走,这些国家都向中国大量投资,但是和中国都没能解决土地的使用问题。满人曾为中国开疆拓土,赢得了很多土地,这种对土地的爱护,你可以感觉到满人不会轻易地丢掉土地。

但是1842年的《南京条约》确实割让了香港,当时清政府不知道香港究竟在哪里、有多大,后来发现这个事比较麻烦,和大清发展的方向不一致,开疆拓土怎么能把土地丢掉了?因此1842-1894年,中国和外国的合作无论多艰难,都没有办法在土地使用问题上达成协议。

外国人要求说,你能不能考虑给我一个地方,我的船员漂洋过海几个月到中国后,放到广州去、放到内陆城市去,如狼似虎,肯定把中国的民风民俗全部搞坏掉。在过去几百年的中外贸易交流中,广东一口通商的时候,都不让外国商人在广州城市居住,让他们住在澳门,到交易时间再过来。都说清朝、明朝闭关锁国,其实完全是从民风民俗考虑的。那么在土地的使用上,中国政府找不到出路,西方国家也没有建设。

因此等到1880年代,特别是德国1870年代统一之后,作为“帝国主义盛宴的迟到者”,德国资本输出更加猛烈,在中国北部投资的动作非常大。这就面临着需要港湾港口的问题,当时德国派工程师到中国沿海勘察水纹和地质状况,1871年选定了胶州湾。因为和德国的气候最吻合,他们在胶州湾生活没有问题,而且胶州的深水港湾是当时中国沿海最好的港湾。

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,中德、中法、中日之间都是处于合作开发的贸易往来,并不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如何冲突,而是贸易大幅度增长。但是中国的政策找不到这种机会(解决土地问题),找不到机会才遇到甲午战争这么大的磨难。到《马关条约》后,三国干涉还辽得到了一个机会。等后来中德1898年3月份谈判时,中德就找到了一个合作的路径——租借。德国派的一个公使,在日记里写得非常清楚,德国政府准备每年拿出20万作为租金。中国政府谈判时说,租金我不要了,99年归你投资,99年结束后全部走人。如果后来不是香港一直留到1997年,我们就认为这都是假的,怎么可能?就把土地拿去不给了?1997年香港回归,是因为德国、法国、俄国达成协议,英国要求对香港范围扩大,重新谈判,另外英国有租界威海。

那么过去讲的“列强瓜分中国的故事”可以这样去理解:外国资本向中国来的过程是资本东移。《马关条约》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以到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办厂,列强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就把权益各自分解,两国谈判,多国共享。这样我们看到,1895年《马关条约》之后后的中国是什么面貌?之前几十年,洋务运动现代化起步,但基本上是国家经济占主导,没有资本家阶级,没有工人阶级,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办商业企业,完全是(国家)垄断的。

但到《马关条约》之后,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资本家阶级、工人阶级成长起来,更重要的是之前中国人想办的事办到了。比如想修铁路,过去讲中国不想修铁路,说是因为风水,那是假的。史料上中国很早就知道铁路,也想修铁路,也知道矿产资源的开采,就是没钱嘛。那么《马关条约》之后,外国资本进入中国,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从1895年到1903年八年时间,中国关内的铁路,两条南北大干线都建成了。而且国际资本带给中国的规范性、示范性,使中国的民族资本迅速成长。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发展,就是这样出来的。

一战时日本对德宣战抢山东

再回到德国对胶州的使用。在1895年之前,德国就集中在山东经营,等到1898年的胶州租借协议达成后,德国就更集中地向山东投资,还设立了总督府。德国在中国的投资带动了山东的快速发展,当然也有负面影响,就是义和团起来了。这些集中投资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非常大,但到1914年一下就中断了。1914年6月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,7月德国、俄国介入战争。德国一介入战争,德国和中国的利益密切相关。1914年8月正式打起来,打起来之后中国政府就面临选择。因为德国和俄国、英国几个国家对打,包括奥匈帝国,中国政府很难站队,这时候已经到了袁世凯政府。这个问题选择很难,因为这几个国家都是中国友邦,没有一个和中国不好,都是好朋友,很为难,不知道怎么办。

中国历史上能够选择的一个示范,就是1904年日俄战争,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三省打,中国中立,你们都是我好兄弟,你们打,我看着你们打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,中国在8、9这个两个月之间一直在犹豫不定,中国的外交官和德日英的外交官密切接触,各种方案都提出来。德国外交官提出,两国关系好,多年来的投资使中德之间贸易、经济、外交往来都很健康,能不能你帮我托管一下,等战争结束之后咱们再谈,这当然是一个选择方案。中国的外交官也提出过类似的方案,但是中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犹豫不定。

中国政府觉得,我接手这块,别国会不会打我,这就是利己主义。那时候中国政府不敢接,又提出方案能不能托管给美国,战后再还。在这个犹豫过程中,日本和英国就达成了协议。1894年日本和英国就是战略同盟,英国衰落过程中找了日本这个小朋友,甲午战争后日本在强国俱乐部慢慢靠拢了英国。英国和德国一开打,日本说我帮你。就在中国和德国谈在山东投资的处分问题时,就在中国(对于参战)犹豫不定的过程中,日本对德国宣战。宣战后,日本并没有跑到欧洲去(打德国),而是就在山东比划一下,把胶州拿下来了,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就被移交到日本手里。

战争是象征性的,有打,中国军队也在哪儿,但是就在那儿看着,说你就在这个通道打,通道之外还有老百姓呢,你不能往那边打。那么战争结束后,日本把山东还给中国,肯定也没问题。关键是中国只要坚定地参战,不管是哪一边,都能赢得主动。你对德国宣战,就能把山东拿回来。其实后来还不是对德宣战了?哪怕比日本对德宣战早一天,山东根本不需要真打了,对天上放一枪就行了,山东就接管过来了,战后再和德国去谈投资怎么收回。

外交失败引发国体讨论

最后德国在山东的问题就不了了之,因为日本占了很长时间。到1914年10月,日本完全占领山东后,要求中国政府确认它的权利,这就是“二十一条”。“二十一条”在这100多年来被认为是国耻,是不得了的事,但是仔细分析,这是袁世凯要公布出来的。1914年10月日本从德国手里拿到山东后,日本外务省就在密集地商议怎么处理这个事。日本处理事情要提交一份备忘录,这个备忘录需要中国认可,为什么?因为山东的权益之前是德国投资的,德国和中国在1898年有协议,现在打完德国后,如果没有一个文书是没有办法的。

这时候日本和中国外交部商量一个文书,这就是日本提交的“二十一条”。袁世凯政府对这个“二十一条”里面的绝大部分是认可的,因为没有超出中德合作的范围,但袁世凯发现里面有一部分是有问题的,即第五号文件涉及到满洲和蒙古的权益。怎么能够谈这个?你跟德国人打,要的是山东权益。但是日本的理由是,1904年帮你打了一次俄国,没有确权,补了这一块。为此中国政府和日本谈了二十几次,谈到1915年的3月份,还是达成了一个改变后的条约,叫“民四中日条约”。这个条约实际也是接受了山东权益从德国手里转给日本,具有正当性,但后来革命叙事把它说成是国耻。

这里面涉及到国家力量的问题。国家有没有力量,要看重大的事情你是否有能力做,这就是民主的效率问题,就涉及到国体。中国为什么在日本步步紧逼的时候,没有应对的力量?这要追溯到1911年辛亥变动之后1912年构成的政府。1912年构成的政府是一个没有效率的政府,没法决策,所以弄了一个《临时约法》。政府是一个没有力量的政府,决策很为难,想对德宣战,结果议会不通过。当时战争一爆发,严复专门编辑西方情报,每天给袁世凯报西方战场的情况。但中国的决策系统是外交、政府、议会、中间层,因此等到1915年3月,中日之间达成妥协之后,1915年4月又发生了一件事,影响了后面的思想史,就是杨度的文章《君宪救国论》。

为什么杨度要讲君宪救国,他有三个理由。如果你不使用君宪,还是现在这种半调子民主,你就不可能走向富强;如果你不使用君宪,就不会强大;你不使用君宪,外国人瞧不起你。这就又回到1906年宪政改革的三个领域里。你不实现君主立宪的架构,政府就不能集中决策,不能集中决策就没有办法。所以杨度这篇文章提交给袁世凯,袁世凯5月份就给杨度题了一个匾——旷世逸才,赞美杨度。杨度这篇文章写得很潇洒,论证国家政治中心的效率问题,紧接着导致了后面的结果。袁世凯觉得杨度的建议是对的,体制不好就应该改。往下1915年舆论慢慢跟进,出现了杨度找几个人弄了筹安会,讨论怎么能够在我们原来的政治架构下使它有活力、有效率。这个问题报给袁世凯,袁世凯认为这个事可以讨论,在民主架构下当然可以讨论。这就到了1915年7、8月,筹安会已经紧锣密鼓地作为理论提出来。

但是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新力量,辛亥革命、二次革命的参加者,就是陈独秀这拨人。陈独秀这拨人是绝对的民主主义,特别是黄兴,他认为民主原则不能没有,一定要走民主道路。孙中山不一样,到二次革命有一个重要的事情,成立中华革命党,就是因为北京在筹建筹安会。我们不理解,孙中山怎么那么倒退?说要以党的名义,还要忠于党魁,签字画押效忠。其实很简单,孙中山就是回到了原来的会党,中华革命党就是会党,会党当然是忠于领袖。这就可以看到,1915年因为外交问题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混乱,混乱过程中各种思想都在出现。

当年9月1日,陈独秀的青年杂志创刊,创刊号里所讲的理论仍然是绝对共和原则,仍然坚持那套东西,但是国家效率不管。这样到1915年底还是不能决策,还是没有办法,这时候(参战)被强制推行。袁世凯认为参战不能决策,是因为没有效率,政府没力量。怎么有力量?君宪。因为杨度给了这个路径,另外当时认为,中国的政治架构可能还应该是君主体制下的共和。古德诺他们这一批人,也都这样论证。他们认为中国在这时候确实慌了,1912年大家都大意了,没有去想究竟什么体制适合中国。

因为中国在两千年的帝制架构中要解决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意义世界——我们为什么活着。第二个问题是在帝制架构下最高权威的争夺。中国的意义世界就是威权世界。威权世界就是皇权体制下皇权不一定就是专制,是后来革命叙事导致了我们认为皇权就是专制。其实皇权并不意味着专制,儒家在这方面讲的道理更多,而且它解决了一个问题,在皇权架构下,最高大位是不能争夺的。我们为什么今天搞成这个样子?辛亥之后一直到今天为止,大位其实大家都觊觎,因为没有神秘性了。辛亥革命导致的结果就是最高权位大家都可以去争。对此,章太炎有反省,他说当年中国的知识精英确实大意了,已经有了独立的环境,为什么没有好好讨论一下国家的未来政治架构呢?这是章太炎在1921年辛亥革命十周年时写的。

一战结束,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巨大转变

那么再回到1915年,袁世凯在1915年下半年确实想强制推行(君宪),因为不推行,国家利益就严重受损,因为没有办法介入到一战,政府决策达不到,当时中国的政治领导人都想介入,结果议会反对。一直等到袁世凯死后,战争快结束,安徽的段祺瑞利用张勋复辟的特殊环境,强制性通过参战法案,而且以督办的身份,强制性为中国在最后时刻留下了一个进入巴黎和会的机会。

在这个过程中,中国内部的争论、意识形态的争论,包括袁世凯死后的护国战争、护法战争,中国从民国元年一直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。一直未参战,中国觉得还有机会,等参战后,战争明朗化,中国对战争结果的期待非常高,当然这与美国威尔逊总统的宣布有关。威尔逊的《十四点原则》宣布,根本没有谈山东问题。但中国人的理解是,威尔逊一定帮我们把山东要回来。特别是陈独秀在这过程中不断地忽悠,把中国人的民族情绪(煽动起来)。要求把山东还给我,山东怎么还给你?巴黎和会中,中国根本没有谈判的力量,因为你参战晚了嘛,你一参战就打完了。

本来这场战争四年就结束了,中国还以为有好长时间才结束,结果不仅在1915年签了个《临时条约》,而且还在战争快结束时,跟日本签订秘密协议借钱。那么一战结局就和我们的主题有重大关联,就是在巴黎和会上,公理没有帮中国战胜强权。中国想要的东西没有要到,尽管我们今天知道中国想要的东西,是不可能在那儿解决的。而且一战快结束时,发生了十月革命,这给中国一个强烈的信号。我们发现,威尔逊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,但是列宁说苏维埃政府要把过去沙俄从中国拿去的东西都还给你,这时候中国人觉得俄国人好,十月革命好。但是恰恰在这个过程中,中国(知识精英)也确实认为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在中国怎么能够(建立)有秩序的制度,能够和社会主义层面有一种关联。之后是意识形态转轨一下子转型到社会主义,这是政治层面。在意识形态层面,1915年后,中国正儿八经地去讨论原来走的废儒家的路径对不对,共和国是不是一定要有共和国的国民。这时候讨论这个问题了,因为1912年谁也不知道,那时候说共和国就要做共和国的国民,不能再做帝制下的国民。到1915年的时候,中国人真正仔细去想,我们走向民主共和这条路,我们的价值理念、我们的传统究竟应该怎么保护,怎么能够转化、传承。因此,从这儿往下走,从一战结束以后,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巨大转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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